人大校长刘伟：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考虑供需两侧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上针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发言。他首先提到了对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目前针对我国反危机政策的讨论集中在三点上：中国的反危机政策出台时间是否合适、中国的宏观刺激政策是否过猛、中国的反危机政策是否退出过早。其次，他指出了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他认为在2010年至今，我国面临着通胀潜在压力和经济下行威胁的双重威胁，这导致我国在全面扩张和全面紧缩间难以取舍。此时从需求端入手难以解决问题，那么推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可能是可行的手段。而这一手段，既是对宏观经济失衡特点的新视野，也是对其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最后，针对如何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刘伟提出了三点考虑：理清供给和需求的关系，结合需求端的调控来推动供给的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而让政府在失灵的地方工作；做好短期和长期政策目标的衔接，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分别具有一定的短期性和长期性，需要政府做出长远的规划。

以下为文章全文：

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只有做到十年以上的研究才能说出值得别人尊重的话，中国人民大学的品牌活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做了十年，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尊重，但未来仍然值得期待。这种期待源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通过扎实的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出真正的中国特色的方法理论的提炼和总结，力求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上留下痕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改革实践出发，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新境界，要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此次我主要谈三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当前应该如何看待新常态以来或者是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此轮经济危机并不是发生于中国，而是从西方，尤其从美国转移传导到中国，危机发生后，全球开始进入反危机的大浪潮中，各国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方向上争议很大，回顾中国的反危机过程，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讨论：

一是关于中国反危机政策出台时间点是否合适问题的讨论。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开始蔓延的时候，全球经济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进入衰退，与全球形势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当时正处于高速增长，这种背景下的中国特色就导致我国对此轮经济危机的反应迟缓。2008年，我国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双防”，一是防通货膨胀，防止从结构性通胀转变为总体性通胀；二是防过热，防止经济增长过快导致的经济过热。“双防”政策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全面紧缩，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席卷全球，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全面的反危机，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正处全面紧缩，直到2008年的五六月份，开始进行政策目标的调整，从“双防”变为“一保一控一调”，即保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所以，我国的反危机政策的出台比全球的反危机举措晚了一些，这就产生了对中国反危机政策出台的时间点是否合适这一问题的讨论。

二是对中国宏观刺激政策是否过猛问题的讨论。2009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全面实施，这就产生了对宏观政策措施是否过猛的质疑。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不同，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外部输入的，而美国等国家的危机是源于金融体系的崩溃，实体经济没有大问题，问题的关键是金融部门供应货币的能力不足，而实体部门对货币存在需求，所以通过政府向实体部门直接注资、要求银行增大货币供给能力可以解决问题，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危机对我国的需求冲击很大，出口严重受挫，内需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是我国银行有货币供给能力，但实体经济缺乏有效的货币需求。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方向与世界相反，类似的反危机政策是不适用的。

三是对中国反危机政策是否退出过早问题的讨论。2010年，我国第一个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直至今日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明确退出反危机的轨道，这与我国实际的经济形势有关。

以上三个问题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特色，要认识到中国经济有着自身的特点，中国的反危机政策面临着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环境，要充分总结我国的特殊国情和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新经验，并将其上升为学说和体系。

第二，如何看待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的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38年间，1978~1998年5月近20年，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宏观政策长期紧缩；1998~2010年底，除了2002年到2007年之外，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我国增长动力匮乏，因此主要的宏观政策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并在2008年以后进一步提出更加积极的政策。2010年年底至今我国宏观经济进入了新阶段，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的威胁，实际上就是双重风险并存，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的滞胀，一方面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求疲软，另一方面存在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由于需求拉上也好，成本推动也好，共同作用潜在压力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困难的选择，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因为双重风险所要求的宏观政策的方向是相反的，发达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存在类似的问题，至今没有很好的解决，积累的问题很大，经济理论也做出很多调整，并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经验总结和统一的认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遇到同样的问题，宏观调控的方式、调控的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学体系和宏观经济哲学基础都面临着深刻的挑战。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从总需求方面入手解决问题可能是无解的，总需求管理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传统需求侧的调控失灵了，遇到局限，这个情况下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说明我国对经济形势的认识逐渐加深，从开始的西方式反危机政策轨道逐渐转变至更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特点的宏观调控政策上来，认识也从经济增速换档期到“三期叠加”再到经济新常态的转变，新常态下有新失衡，新失衡既不是全面的通胀压力也不是经济下行的压力，而是两种压力并存，双重风险并存，所以传统需求侧入手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有局限性的，这时我国提出了破解新常态下新失衡的重要方式、一把钥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提出既是对宏观经济失衡特点的新视野，也是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

第三，如何认识当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上和政策上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过程中，需求和供给的关系问题。要认识到只有管住需求、管好需求才能真正的推动有效的供给侧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不需要需求侧的政策，而是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要在两个方面相协调：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这种有效需求要靠创新驱动；二是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之间要结合好，需求在短期内需要适度的扩张，如果过度扩张的话会从根本上瓦解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的效果，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调结构，把低效率、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淘汰掉，如果市场需求在这个时候膨胀，不仅会影响调结构的进程，还会加剧产能过剩，加剧经济泡沫化，所以要对需求有适当的管控。所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既要有高质量的需求来支持供给侧的增长，又要适度控制需求增长的速度，在长期和短期协调好需求与供给的关系。

其次，在体制上一定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因为供给侧管理政策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这就使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如果市场化不够深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可能导致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过度干预，所以，中国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管理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行政手段来实现，如果不通过市场去发挥作用，很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否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在失灵的地方起作用，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汇总的关键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时期也推行过供给革命，后来之所以停止在理论上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奉行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理念与国家干预之间难以协调。从经济思想史的脉络来看，一直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和理性干预主义这两大哲学观念的碰撞此起彼伏，难以统一。而中国的宏观经济学体系能否确立，核心的问题就是能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否真正的在经济哲学上把市场所要求的自由和社会化生产所要求的自觉统一起来，这也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在世界上的真正确立，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最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要注意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目标的衔接。需求侧管理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给侧管理则具有一定的长期性，供给侧管理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关系，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一定是长期问题，里根时期的供给革命停止，除了因为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外，还因为在有限任期内，作为长期问题的供给侧管理难以为继。供给侧管理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需要有胸怀将其持续进行。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有长期的规划，尤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作用空间很大，所以地方政府官员需要有长远的观念、规划和目标，这就对地方政府官员的长期责任心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总之，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无论从反危机的政策，新常态下的失衡还是供给侧结构的应对之举的提出都有其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实践，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总结好，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幸运就是我们面对着一个活生生的极富希望的时间点，我们要认真的担负起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编辑  齐涵博 杨肯来源  人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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